世界金融论坛重磅发布：2024世界经济金融展望报告

　　本文来源：世界金融论坛。展望2024年，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经济依然处于恢复阶段，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脆弱性凸显，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持续，亟须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进行研判。

　　回顾2023年，全球经济复苏之路坎坷，核心通胀韧性与金融脆弱性并存，不断积累的外部风险显著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展望2024年，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经济依然处于恢复阶段，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脆弱性凸显，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持续，亟须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进行研判。

　　全球经济复苏之路曲折且漫长。在货币紧缩压制需求效应显现、金融体系压力加大信贷放缓、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制约经济增长的背景下，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下降，或处于2.9%左右的低位缓慢发展周期。各国经济分化趋势显著，经济增长仍面临多重风险挑战。

　　2023年以来，全球经济在复苏道路上坎坷前行。美联储加息步伐逐步放缓，地缘政治关系持续紧张，全球经济依然处于不稳定状态，复苏进程缓慢。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最新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3.5%放缓至3.0%，远低于2000年至2019年间3.8%平均水平（图1）。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更为明显，2023年经济增速下降至1.5%。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典经济疲软，经济增速由2022年的3.3%下降至2023年的0.7%。美国经济意外上行，得益于消费者支出增加和企业投资回暖。日本经济复苏有所改善，但仍受疫情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经济波动较小，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引擎，贡献全球增长量的三分之一。此外，全球制造业在受到供需两端的双重夹击后逐步走出困境。2023年以来，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持续抬升，10月达48.8%，但指数水平仍在50%以下，显示全球经济呈现持续弱修复态势，恢复力度仍有待提升。

　　展望2024年，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且不均衡，经济增长仍面临多重风险挑战。全球经济正逐渐从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中恢复，许多国家在经济遭受冲击后采取财政刺激措施，提振消费和投资增长，支持经济复苏。同时，随着各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国际贸易复苏有望提振全球经济。全球经济逐步走向“板块化”格局，经济分化趋势显著。高通胀持续背景下美联储继续维持高利率，使得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风险。以德国经济为核心的欧洲经济体逐步摆脱困境，缓慢回归到增长的正确轨道，但仍面临一系列内外部挑战。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迎来稳定增长，宏观政策和货币政策空间相对充足，“一带一路”战略拓展各国经贸合作的增长空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仍存。巴以冲突强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美欧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与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部分国家面临高债务挑战等均对全球经济复苏构成威胁。

　　2023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总体动力不足，区域分化显著，美国经济勉强躲过衰退，欧洲经济显著收缩，亚洲经济最为乐观，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动力。2023年亚洲经济体加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4.5%，较2022年的4.2%有所提升，成为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的一大亮点。欧元区经济增速受俄乌冲突和能源价格冲击的影响，2023年经济增长率降至0.6%。仅中国和印度两国就将贡献2023年全球增长的一半，中国经济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亚洲其他地区的产出就会增加约0.3%。此外，亚洲其他地区的贡献度也将达到1/4。

　　展望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依然高度依赖于亚洲经济体。2024年美国货币政策有望宽松，美国经济增长率放缓至1.5%。随着外部冲击的逐步修复，欧元区2024年经济增速有所回升，可能升至0.9%。由于房地产行业的持续压力和家庭高储蓄率，中国2024年经济增速可能放缓至4.7%，但仍将领跑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图2）。

　　2023年，多国央行同步加息推动全球通胀降温，主要发达经济体核心通胀受成本压力和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核心通胀仍处高位。美国整体通胀回落。2023年10月，美国CPI同比回落至3.2%，主要与能源价格回落有关。核心通胀延续下行，核心CPI同比回落至4.0%（图3），主要与租金通胀回落以及二手车价格回落有关。尽管美国通胀整体回落，但与2%的通胀目标相比仍处历史高位，降通胀压力仍存。德国通胀率创新高，2023年8月核心CPI同比升至年内最高值6.3%，之后虽显著下降，但仍处于高位。

　　展望2024年，全球通胀率仍将顽固。全球经济发展前景仍存下行风险，通胀压力或更加持久。尽管全球通胀率已从2022年高点明显下降，但2024年难以回落至2%左右的预期水平。发达经济体去通胀速度较为明显，发展中国家仍维持较高水平通胀率。发达经济体通胀中枢整体下移，美国通胀仍存粘性，欧元区内生通胀动能预计将随企业利润率下降与就业市场紧张程度的缓解而减弱。发展中国家高通胀率由食品、能源、交通、居住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粮食危机、能源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持续，核心通胀难以下降。

　　2023年，受供应链中断、运输成本上升、贸易壁垒增加等因素制约，全球贸易复苏缓慢且呈分裂迹象，欧亚出口强国遇挫。2022年四季度，全球贸易放缓，原因是美国、欧盟和其他地区感受到持续通胀和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叠加地缘政治冲突给贸易前景蒙上阴影。2023年，全球贸易增长近乎腰斩，实际增长率为1.7%，同比下降4.3个百分点（图4）。全球贸易呈分裂迹象，以德国、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传统出口强国均面临出口乏力甚至大幅下滑的挑战。9月，德国经季节调整后的出口额达1265亿欧元，环比下跌2.4%，同比下跌7.5%。10月，韩国出口额达551亿美元，同比增长5.1%，为13个月以来的首次增长。

　　展望2024年，全球贸易低迷前景有所好转，但复苏进程受限，竞争格局悄然改变。伴随着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供应链逐步修复与稳定，全球贸易量相应回升。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且不均衡，尤其是出口占比颇高的美欧地区，在持续通胀和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叠加地缘政治等因素，外贸复苏进程受限。能源转型将逐步改变全球贸易分工格局。新的市场和技术催生新的贸易竞争格局，随着世界各国对可持续能源的需求增加，能源转型将在未来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2023年以来，持续紧缩货币政策的负面效应逐步显现，房地产价格和投资增速下降。通胀飙升导致全球央行同步收紧货币政策，近95%的央行在2021年初至2023年年中上调政策利率。从历史上看，这一比例很少超过50%，仅在1970和1980年油价冲击期间超过70%。高通胀导致市场对未来通胀预期升高，引发工资和价格螺旋上升，形成恶性通胀循环。央行通过提高利率抑制通胀，增加了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削弱了消费和投资需求。2023年，全球紧缩货币政策累积效应逐步显现，对总需求造成压力。美国抵押贷款固定利率由2021年3.25%快速提高到2023年5月的6.7%（图5），银行贷款标准收紧，企业和家庭借贷成本上升。银行信贷需求减弱，实体贷款增速下降，导致实体需求减弱，尤其是利率敏感部门变化更为明显，如私人投资、消费（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和房地产市场降温显著。

　　展望2024年，加息累积和滞后效应短期内将继续抑制投资需求，房地产市场脆弱性凸显。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面临通胀压力、利率上升、财政紧缩等多重问题，短期内导致消费者信心低迷、内需疲软和投资不足。同时，2023年以来，美联储激进加息推高抵押贷款利率，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徘徊在8%附近，远高于一年前5.55%的利率和新冠疫情前3.9%的平均水平，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房屋供给和需求两端均遭受重创。预计未来在高房贷利率环境下，美国房地产价格下行压力将进一步加大，贷款违约风险进一步提升。高利率重压下房地产供需两端遭受重创，美国房地产市场增长停滞状态可能持续到2024年。

　　2023年，全球跨境投资并购活动热度不再，风险投资市场面临一系列挑战。全球跨境投资并购活动趋冷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增加投资者跨境投资并购的顾虑，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增加跨境投资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对于跨境投资持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市场不景气导致企业扩大投资规模和拓展市场的驱动力不足。从全球跨境投资并购规模来看，全球跨境投资震荡下行，对外与对内直接投资分别从2022年一季度的60.1万亿美元和58.5万亿美元下降至2023年二季度的29.5万亿美元和23.0万亿美元（图6）。同时，风险投资市场面临一系列挑战。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改变投资者风险偏好，使得资金流入风险资本市场更加困难。监管政策的不断变化和加强也对风险投资市场构成限制。科技行业投资趋势逐步发生变化，对风险投资市场产生影响。

　　2024年，全球跨境投资并购依然承压。外国直接投资、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流动紧密相关，受地缘政治冲突、跨国公司内部盈利下降、外部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2024年全球跨境投资依然承压。具体而言，地缘政治冲突导致投资者对特定地区投资持观望态度，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降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意愿，部分国家实施限制性政策或者调整监管规定，降低跨境投资便利性。国际项目融资和跨境并购尤其受到资金条件收紧、利率上升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的冲击。

　　2023年，美欧等西方国家银行倒闭、非银行金融机构爆仓等“黑天鹅”事件频发，引发金融市场动荡。虽未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那样在全球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但仍动摇了人们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信心，尤其是在波动性增大、流动性下降、主要市场价格大幅波动、通胀飙升和利率长期走高的环境下，各经济体都迫切需要妥善应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风险。

　　2023年以来，从硅谷银行到瑞信银行，多家欧美银行相继破产倒闭，海外经济承受衰退压力，银行信誉崩溃引发金融市场动荡。截至2023年11月，美国在2023年已有6家银行宣布倒闭。银行客户和投资者纷纷撤资，全球重要性银行的信任受到严重动摇。银行业脆弱性来自未实现的损失（反映了货币政策收紧的速度和规模）以及对未保险储蓄或批发融资的依赖。这种脆弱性可能引发进一步的冲击，并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首先，银行倒闭对金融机构的稳定性造成了直接影响。当银行陷入破产或严重困境时，其负债端风险将对其他金融机构产生连锁反应，导致信用风险传播，削弱市场信心，加剧金融动荡。其次，银行倒闭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运行效率造成间接影响。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机构，在经济活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提供了融资、存款和支付等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当银行破产倒闭时，这些服务可能会受到干扰，从而导致资金供需失衡、融资困难等问题，进一步影响经济正常运转。最后，银行倒闭还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当银行破产倒闭时，监管机构需要采取措施来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金融稳定。包括对倒闭银行进行清算，整理其资产和债务，并确保系统性风险得到控制。该过程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和时间，给监管机构带来压力。同时，银行倒闭也反映了金融体系存在问题，其往往与风险管理不善、不良贷款增加、内部控制不力等问题有关。意味着金融体系需要强化风险管理，完善监管措施，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评估，预防系统性风险发生。

　　展望2024年，美联储货币政策面临拐点，全球宏观环境仍存不确定性，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应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预防银行业危机爆发。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和风险评估，增强金融监管合作，提高市场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建立更为健全的金融稳定机制。此外，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应更加注重风险管理，加强内部控制和合规意识，以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随着金融环境收紧，各国收紧货币政策以应对高通胀，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脆弱性逐步显现。非银行金融机构指除银行之外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包括向家庭和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公司。其范围广泛，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在金融危机后，全球非银行金融机构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占全球金融资产的近50%。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压力不仅来自高杠杆运作（例如，通过借债进行投资或提高回报，或使用衍生品等金融工具），还来自流动性错配，即一家机构无法通过清算债券或股票等资产或使用信贷额度来产生足够的现金，以满足投资者赎回要求。

　　紧缩的金融条件对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资金来源产生直接影响。在紧缩的金融环境下，债券市场流动性受到挤出效应影响，非银行金融机构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供应。意味着它们在提供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可能面临困难，从而限制了业务扩展和发展能力。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脆弱性还表现在资产结构和风险管理方面。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通常持有高风险资产，如长期债券、信贷债务和衍生品等。当金融条件紧缩时，这些高风险资产的价值和流动性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导致非银行金融机构面临损失和流动性风险。此外，部分机构风险管理尚存不足，无法有效地应对紧缩金融条件下的挑战。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脆弱性可能通过互联性效应传导到其他金融机构和市场中。在金融体系中，各机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易，一家机构的问题可能会对其他机构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引发连锁反应。当某些非银行金融机构面临困境时，可能造成信用风险传播、市场恐慌加剧，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例如，英国养老金爆仓凸显高杠杆、流动性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英国财政前景的担忧导致英国主权债券收益率急剧上升，进而使以该类债券为抵押的收益确定型养老金遭受巨大亏损，导致养老金需要增加保证金和抵押品。为满足这些要求，养老金被迫抛售政府债券，进一步推高了政府债券收益率，引发国债市场震荡。

　　展望2024年，仍需高度警惕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脆弱性。逐步完善监管框架和风险管理措施，提高抵御紧缩金融条件的能力。监管机构应加强对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督和评估，确保具备足够的资本储备和风险管理能力。此外，非银行金融机构自身也应注重稳健经营、增强风险意识，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2023年以来，全球股市整体处于上行态势，区域分化显著。美联储加息不仅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盈利能力，还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预期收益，导致股票市场出现调整和震荡。2023年以来，全球股市震荡上行，走势更趋分化，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对宏观环境的忧虑。截至2023年11月24日，全球MSCI指数抬升至834.1，较年初大幅增长14.6%（图7）。发达经济体领涨全球股市，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于2023年7月达到峰值，随后触底反弹强势上行。相对于美国股市，新兴市场资产遭遇多重负面冲击，股市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引发市场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更广泛冲突的担忧，发展中国家MSCI指数大幅下跌。

　　展望2024年，全球股票保持中性，超配美国股票，低配英国股票，看好日本股市。因2023年初至今的经济数据和公司利润率具有弹性，2024年全球股票保持中性观点。超配美国股票。美国企业绩效强于预期，市场对其盈利增长持积极态度。同时，美联储紧缩周期可能暂停，叠加美国经济韧性，美国股市底部受到支撑。日本股市发展前景较好。与亚洲同业相比，企业治理改善、股票回购增加、净现金状况以及相对不受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等有利因素，日本股市基本面发展较好。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放宽的可能性是潜在风险，可能抑制公司的盈利。低配英国股票。2023年英国企业盈利增长疲软，尽管股市估值较低。鉴于宏观经济数据降温和企业利润率下降，欧元区股票发展动力不足。

　　2023年以来，受美联储加息以及美国经济增长韧性等因素支撑，美元指数持续走高。受国际原油持续减产推动石油供给收紧，石油价格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加剧。意外的高通胀对市场预期造成冲击，外汇市场同步受到影响。各国央行在提高利率抗击高通胀的同时，也将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引发外汇市场波动加剧。2023年10月，美元指数飙升至107.1，创年内新高（图8）。在强势美元冲击下，非美元货币普遍受挫，欧元、日元、英镑等发达经济体货币均呈现明显贬值态势，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遭受较大压力。

　　展望2024年，非美元货币短期内仍将继续承压。美元指数上涨主要是对美国和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数据预期的反应。当前，美国经济发展前景较好，欧元区面临较多挑战。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接近尾声，经济预期成为决定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保持强势的主要因素。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元仍将保持相对强势，在103-108的区间内运行。与此同时，随着美国零售销售的大幅增长以及美联储释放的偏鹰信号，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大幅攀升，非美货币普遍承压。日元甚至跌破147关口，创年内新低。俄罗斯卢布、韩元、印度卢比、泰国铢和马来西亚林吉特等新兴市场货币纷纷刷新数月以来的新低。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借贷成本上升，大部分国家的公共债务比率变得不可持续。美国外债在2022年3月至2023年6月间呈稳步上升趋势（图9），长期债务可持续性不容乐观。截至2023年6月末，美国外债已达25.1万亿美元，较2022年3月末增长4.9%。

　　高利率环境对全球债务可持续性带来多重挑战。一方面，对债务人而言，借款成本上升意味着支付更多的利息费用，尤其是对那些高负债的国家、企业和个人而言，将增加他们的还款压力，甚至可能导致偿债困难。部分债务人可能无法偿还债务，从而引发金融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高利率环境下，金融系统稳定性面临挑战。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常承担大量债务，高利率环境下融资成本上升，影响其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性。如果银行无法应对融资成本的增加，可能面临流动性短缺、资产质量下降等问题，甚至引发金融危机。此外，高利率环境还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高利率使得借款成本上升，企业和个人倾向于减少投资和消费，从而抑制了经济的增长潜力，导致就业和收入水平下降，进一步放缓经济增长的步伐。

　　展望2024年，在融资条件愈发困难的情况下，各国主权违约风险预计继续攀升，新兴市场企业债违约甚至破产的风险不断积累。在长期高利率环境下，阿根廷、巴西和乌克兰的企业在债务再融资方面变得尤为脆弱。

　　全球经济正处于关键时刻，各国央行需积极应对严峻挑战。尤其是“过分追求短期增长的时代已过去”。各国货币政策必须致力于恢复价格稳定，财政政策必须巩固以应对短期和长期挑战。

　　货币政策的目标是通过调整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控制经济中通胀压力，以实现长期价格稳定。货币政策通过央行实施货币政策工具来影响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以达到价格稳定的目标。如果经济处于通胀压力较大的情况，央行可以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过加息、收紧流动性等举措减少货币供应，抑制物价上涨。相反，如果经济面临通缩压力或需求疲软，央行可以采取宽松性货币政策，通过降息、扩大货币供应等手段来刺激经济活动和稳定物价。

　　2023年，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延续收紧态势，但步伐整体放缓。欧央行如期暂停加息，美联储或维持利率不变，日央行政策前景具有不确定性。2023年10月，美国CPI同比增速低于市场预期，美联储7月加息25个基点为本年度最后一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5.25%—5.5%，达22年来最高，也是2022年3月以来的第11次加息，累计加息幅度已达525个基点。10月26日，欧央行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维持三大关键政策利率不变，主要再融资利率、边际借贷利率与存款便利利率分别维持4.50%、4.75%和4.00%不变。在9月利率决议中，欧央行已暗示不再加息，称政策利率达到“足够对通胀及时回到目标做出重大贡献”的水平。9月，英格兰银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结束连续14次的加息。日本央行维持利率目标不变，但调整了收益率曲线的投票结果，决定实施更为灵活的YCC政策，即10年期国债利率将以1%的上限为参考，1%不再作为硬约束，这是继2023年7月会议后日本央行在本年度内第二次松绑YCC政策。

　　2024年，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依旧延续收紧态势。2023年11月美联储发布的议息决议显示，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5.25%—5.5%不变，继续保持在2022年以来的最高点，符合市场预期。若经济增长持续高于潜在水平，或者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状况不再缓解，可能会使通胀更加顽固，不排除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与此同时，欧洲央行表示，如果降低利率，欧洲央行需要看到经济前景出现巨大变化，可能需要经济活动大幅下滑或失业率上升。虽然欧元区通胀率大幅下降，但仍远高于2%，通胀持续高于过去水平的风险仍然存在。与欧美央行相反的是，日本央行或持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适当提高收益率曲线控制的灵活性，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地采取额外的宽松措施。

　　巩固性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实施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其目的是防止经济过度波动，实现经济自动均衡，保持经济稳定。在短期内，巩固性财政政策将通过降低企业生产面临的压力来平息通货膨胀，遏制金融不稳定风险，减轻主权国家本身成为金融不稳定来源的风险。在长期内，巩固性财政政策将有助于重建必要空间，使公共部门债务走上坚定可持续的道路。在经济运行中，财政政策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既可以应对短期经济波动，提供稳定性和刺激，也能够应对长期挑战，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经济转型。因此，巩固财政政策作用至关重要，以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

　　2023年，尽管货币政策一再紧缩，美国财政政策仍延续扩张力度。10月10日，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2023财年（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赤字初值，2023财年预算赤字为1.7万亿美元，较2022财年上升0.3万亿美元，较7月公布的基准预测1.67万亿美元增加260亿美元。2023财年赤字率较2022财年上升0.9个百分点至6.3%。2023财年赤字率上升的主要背景是财政收入减少幅度大于财政支出。收入端下降0.45万亿美元，新的税收政策和个税等级调整、资本利得减少引导个人所得税收入下降。加息过程中美联储盈利减少，向财政部上缴利润额度随之减少。更多低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困境。截至2023年4月底，28个低收入国家中，有14个被评估为处于债务困境或债务困境的高风险中，除了财政状况恶化，低收入国家其他宏观经济指标同样走弱。

　　在巩固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政府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关键因素。首先，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是至关重要的。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预算计划和财政目标，以确保财政收支平衡，并避免财政赤字过度累积。其次，财政政策应注重公平和包容性，确保资源合理分配，减少贫富差距的扩大。此外，政府还应加强财政管理和监督，防范腐败和浪费现象发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透明度。同时，国际合作和协调也是巩固财政政策的重要方面。全球经济紧密相连，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对各国财政状况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政府需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促进经济政策的协调和沟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风险。

　　展望2024年，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将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扩张是美国经济增长超预期韧性的支撑因素。外部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美国财政可能倾向于延续偏扩张性状态。在应对短期挑战时，当经济面临衰退或下行风险时，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和减税等手段来刺激经济活动。这有助于增加需求、刺激投资和消费，并提振市场信心。此外，财政政策还可以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支持，减轻居民经济负担，促进就业和社会稳定。同时，财政政策需要平衡和控制风险。过度依赖财政刺激可能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加剧。因此，政府需要审慎管理财政支出，确保资源有效利用，并避免产生不可持续的财政压力。此外，财政政策也应考虑到结构性改革和长期发展的因素，以提高经济竞争力和韧性。在面对长期挑战时，财政政策需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例如，在推动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持和激励措施引导资源配置，促进新兴产业和创新技术发展。财政政策还可以用于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健康领域的投资，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福利水平。

　　单纯依靠刺激总需求的宏观政策已不再有效。在疫情和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各国政策制定者主要从总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并假设总供应平稳调整。疫情和俄乌冲突爆发警示，供应方面的限制不容忽视，刺激总需求以平稳经济周期的宏观政策几乎没有空间。为了防止意外后果，货币和财政政策必须保持足够的政策空间，并牢牢地保持在稳定区域内。需要重新启动经济供给侧，将其作为强劲、持久增长的唯一可能来源。

　　稳健的结构性政策促进可持续增长是关键。结构性政策应注重产业升级和转型。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技术创新支持和金融支持等手段，推动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转型升级。例如，加强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以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此外，政府还可以提供税收优惠、贷款支持和市场准入便利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更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首先，加强对技术创新和研发的支持，以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增加科研经费、建立创新型企业孵化器和技术转移机构。加强教育和人力资本培养，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和适应能力。其次，改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成本，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创业活动。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减少税收负担、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后，鼓励创新创业，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促进就业增长和经济多元化。

　　实施结构性政策的过程中，需谨慎前行，权衡利弊，并根据国情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虽然结构性政策能够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实施过程中也可能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改革可能导致一段时间内的经济调整和社会不稳定。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社会保障政策，确保改革过程中的权益得到保护。其次，寻找平衡点，避免结构性政策与宏观政策之间的冲突。结构性政策主要关注长期经济增长，而宏观政策主要关注短期经济稳定。因此，需要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确保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结构性政策的长期效果相互促进。最后，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供给侧挑战。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都面临相似的供应链中断和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分享经验，共同应对挑战，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

　　2023年，全球经济受通胀高企、供应链受阻、能源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影响，复苏进程持续承压。有效的经济复苏需要各国强化国际政策协调与合作，建立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成为关键。

　　国际合作平台的建立与加强是推动全球问题解决、促进国际合作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各国应支持并加强已有的多边组织和机制，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这些机构为各国提供平等合作的平台，解决共同面临的挑战。积极举办国际性峰会和论坛、经济论坛和行业峰会等，为各国领导人、专家学者和企业家提供交流合作的机会。借助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建立在线合作平台和虚拟会议系统，方便各国代表远程交流合作。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等领域推动国际合作，促进科技成果共享与交流。鼓励民间组织和非政府机构参与国际合作，为各国民众提供更多参与全球事务的机会。

　　促进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国际经济组织改革，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确保治理体系更具包容性和平衡性。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和贸易组织的决策机制，使其更具透明度和民主性，增加各成员国参与度，促进决策合理性和公正性。鼓励各国共同致力于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减少贸易壁垒对国际经济的影响，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加强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上的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倡导国际经济治理机构更加积极主动地履行其协调作用，促进各国政策的一致性和相互配合性。

　　加强国际信息交流和数据分享。创建专门的信息交流平台或网络，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共享信息的平台，以促进信息共享和交流。制定并推广国际间通用的数据共享标准和规范，以确保数据质量、安全和可靠性，促进跨国界数据流动。建立国际合作机制，鼓励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主动分享信息和数据，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如疾病传播、气候变化等。利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和隐私保护，并加强国际合作中数据的有效管理和利用。国际组织应发挥桥梁和协调作用，促进各国间信息交流和数据共享，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社会应加强信息安全合作，确保数据交流过程中的安全性和保密性，防范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风险。

　　对金融投资者与监管机构来说，气候变化和向低碳经济过渡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及潜在系统性影响成为一个核心问题。投资者可能会对气候相关风险做出反应，导致资产价格、公司资本成本和各种金融风险评估变化。然而，金融市场可能会低估这些风险。

　　全球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长期问题之一，泛指温室气体浓度提升、地球变暖、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失调等一系列对人类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的现象。自工业化时期以来，地球温度大概上升了1摄氏度，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19年提示：“气温上升超过1.5摄氏度会给自然和人类系统带来巨大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能是不可逆转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定》已将“气温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内”其写入其法典。在世界气象组织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8个年份中有17个都发生在21世纪，这导致全球诸多国家面临着来自极端气候的威胁。例如，2019—2020年发生在澳大利亚的特大山火，逾800公顷土地被烧毁，近30亿只野生动物死亡或流离失所；2021年美国“艾达”飓风造成超600亿美元的损失，对美国经济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尤其是在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行业。从长期来看，时间区间越长越凸显了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世界气象组织在2021年评估了过去50年（1970—2019年）全球因气候极端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情况，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占世界所有灾害数量的50%，占因灾害而导致死亡人数的45%以及经济损失的74%。其中，91%的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导致的负面影响至今仍在持续。

　　对金融部门来说，气候变化和向低碳经济过渡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及潜在系统性影响已成为一个核心问题。这种风险可能是外部性风险，也有可能是内源性风险，市场参与者可能对气候相关风险做出反应，导致资产价格、公司资本成本和各种金融风险评估的变化，而相关部门可能会疏忽由此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当前学界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主流分类为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气候变化的物理风险包括频繁和严重的洪水、干旱、火灾、飓风、耕地和水资源可用率下降、海平面上升、生态系统崩溃等对自然资产、公共资源、实物资产及人类生命造成的直接影响以及供应链不稳定、物资储存匮乏等间接影响，最终作用于一国生产能力、产出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

　　根据IPCC报告，联合国目前遵循的温室气体排放轨迹将导致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3-4°C，预计将导致海平面上升、冰盖和永久冻土融化、干旱和洪水，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具体地，物理风险可分为自然资源端风险和社会资源端风险。

　　自然资源端风险主要是指极端气候变化导致自然资源的丧失或自然资源稳定性、再生能力受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在2019年提到，由于人类对土地及海洋的过度利用，以及由此带来的污染和气候变化，超过100万物种面临灭绝的高风险。而生物灭绝的风险绝大多数是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将间接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IPBES强调，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已使高达5770亿美元的作物产量面临风险。

　　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公共资源受到影响，生产能力下降。世界气象组织2023年发布的《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显示，2022年世界大部分地区经历了比过去30年同期平均记录更干燥的气候，超60%的水库入水量低于往年正常水平，严重的干旱使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出现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极端气候导致的干旱造成多瑙河、莱茵河水位下降，船运受到影响，法国核电站也因缺乏冷却水而停止运行。极端气候下土地生产能力减弱，对粮食商品的生产和价格产生影响，粮食产量作用于粮食价格传导至消费端。粮食供给的下降导致部分地区出现饥荒和社会动荡，最终导致数百万生活在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影响地区的居民重新被转移和安置。

　　第一，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容易在气候变化中遭受损失。在气候变化过程中，固定资产往往首先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研究表明，海平面上升和极端气候灾害将导致房地产贬值，且居民对气候风险的观念将直接影响房地产价格，其对房地产市场的预判将作用于房企现金流，进而对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金融资产产生影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数据显示，2023年1—9月美国发生23起严重极端天气导致的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76亿美元，自然灾害破坏后的重建成本往往比初建时更高。

　　第二，以保险财产为代表的金融资产容易在气候变化中受到冲击。1992年安德鲁飓风袭击佛罗里达州，造成265亿美元的损失，至少16家小型保险公司破产。市场随之产生下一次飓风来袭将导致更严重经济损失的预期。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即使保费增加也无法覆盖灾难带来的损失，保险公司意识到气候变化可能带来一个无法投保的世界。对于被保险人而言，被保险人很难在极端灾害中获得与保费相对应的赔偿。根据慕尼黑再保险公司NatCatSERVICE的数据，2018年是自1980年以来与自然灾害相关的损失第四高的年份，与气候有关的极端事件造成了4560亿欧元的损失，占1980年至2017年欧洲经济区经济损失的83%（占2017年GDP的近3%），其中只有35%的损失得到了保险赔偿。

　　第三，气候变化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较大影响，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气候变化对企业盈利、社会就业、政府投资产生影响，并最终体现在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上。应对风险能力较差的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弱势、贫困家庭将遭受最大损失。

　　转型风险是指政策或监管突然变化导致碳密集型和低碳资产重估或搁浅而造成的经济和金融损失，金融市场参与者往往无法完全预测。这种风险将不可避免地提高企业的合规成本以及保险费用，导致企业运营成本的增加。

　　在气候变化冲击下，各国都在出台更高标准的排放标准及资源消费标准。例如，突然引入碳排放税收、燃料附加费或审慎资源消耗监管标准。政策和监管冲击，将直接对化石燃料相关资产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也会间接影响使用化石燃料能源作为生产投入的其他经济部门的资产价值，或与此价值链相关的经济部门的资产价值，从而产生系统性资产定价和投资风险。

　　在新兴技术（如可再生能源利用、电池储存、硅晶技术）的发展冲击下，传统资产竞争力受到削弱，资产定价和投资估值往往落后于技术的更新迭代。碳密集型资产重估可能引发相关资产以较低价格出售、企业贷款违约、债务重新定价和银行信贷损失等问题。

　　法兰西银行主导的“绿色金融体系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网络”指出，气候转型风险的概念基于无序低碳转型。“无序”既指政策和标准的出台及执行方式的无序，也指市场对政策的反应。政策的突然介入可能造成市场参与者的无序反应，这种金融行为无法在投资策略中预期，也无法对相关联的资产进行定价。在此背景下，碳密集型企业的市场表现面临无法预期的负面冲击，而低碳企业的市场表现则受到正面影响，导致与之相关的资产、债券、保险等金融资产价值波动。如果投资者无法进行有效预期而制定投资组合，市场便会趋向于无效市场。

　　从风险的传导机制上看，利率依旧是影响市场最直接的因素。政策驱动下，银行将较低利率给到低碳企业，优惠资金成本降低低碳企业成本，关联产品价格下降，总需求上升，企业利润提高，银行贷款风险敞口减小。利率是投资恒定不变的影响因素，直接对企业单位成本产生影响，最终影响商品价格，从而对家庭消费预算产生约束。

　　同样地，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税也将对商品市场产生影响，通过征税使企业提高商品价格，税收转移到家庭消费部门，从而间接缩小碳密集型企业市场份额，降低其盈利能力。

　　在资本市场可预期的前提下，低利率或低税收条件将对低碳型企业产生较为正面的影响，减少银行贷款或者保险产品的风险敞口。但若将技术进步考虑进来，长期固定利率会受到技术进步的冲击，对贷款还款风险产生影响。例如，单晶硅技术发展使单晶硅价格较3年前出现大幅下降，而3年前的固定资产贷款利率并未随技术进步而下降，银行贷款风险敞口会一直暴露在科技革命的背景下。

　　1974年，代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与黄金挂钩终结，浮动汇率制度成为主流汇率制度，自由贸易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中国为代表的诸多新兴经济体逐渐消除贸易壁垒，国际经济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效应提高，外国直接投资、银行贷款、证券投资等跨境投资激增，全球金融体系的深度融合使各国金融系统的关联性和复杂性持续提高。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生产成本减少，利润增加，发展中经济体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国内技术进步和就业率提高。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商品、服务、技术、资本流动显著放缓，逆转了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持续扩张趋势。逆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抬头，全球利益不平等发展日渐成为人们讨论的线年英国脱欧成为全球经济割裂和逆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事件；2018年世界两大最重要的经济体——中国和美国开始贸易摩擦，并逐步升级为贸易战，两国间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制措施引发全球关注。

　　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商品、人员流动进一步受到限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脱钩风险增加。2022年初，俄乌冲突爆发，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加剧各国经济分裂，全球资本和贸易流动在制裁中受到更加严峻的考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

　　2019—2020年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加剧全球经济秩序的裂痕，全球各国医疗物资和食品出口限制占总出口禁令的90%。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传导至能源和粮食供给端，全球粮食、能源安全秩序受到严重扰乱。IMF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割裂成都越高，全球生产成本越高，贸易割裂对全球产出的成本可能是一国GDP的0.2%—7%，一些国家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GDP的8%至12%，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所面临的风险敞口更大。同样，贸易保护主义为经济增长带来较大不确定性。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福利影响巨大，关税使生产的投入成本增加，并转嫁给国内消费者和进口商，抑制美国出口增长率，降低就业率。从需求侧看，经济脱钩的不确定性会增加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并推动人们对无风险资产的需求，削弱国内内需。从生产要素流动方面看，全球经济割裂导致生产要素分割，削弱国际经济贸易中各国的比较优势，对国家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主要体现进口商品成本上升、熟练劳动力供给下降、技术流动性减弱，最终导致生产力下降。

　　全球金融市场割裂是经济割裂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IMF在2022年的报告中强调，稳定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有助于平稳消费、扩大投资、分散风险，能更有效地对资源进行配置。国际资本流动有效地带动了技能和技术流动，提高国家金融部门的运营效率。金融市场割裂增加资本流动壁垒，国际市场间投融资者选择减少，有效投资下降。主要风险和传导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主要银行被禁止使用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限制了俄罗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易能力，跨境交易和支付受到极大影响。如果全球金融市场割裂度继续上升，包括诸多发达国家在内的经济体会减少对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的依赖，并寻求新的替代品系统，进而出现相互不兼容的金融操作系统，导致更高的交易成本和更低的交易效率。IMF在2021年报告中称，国际间相互并行的资金支付清算系统将进一步对国际间融资产生阻碍，并增加全球支付系统的监管风险。当前所有G20成员国都在探索央行数字货币（CBDC），有16个国家已经在开发或处于试点阶段，随着新支付媒介和支付渠道的出现，监管成本将大幅上升。国际清算银行（BIS）指出，这将导致国际资本监管朝着无序化发展，资本流动的脆弱性加剧，经济波动性增加。

　　长期以来，美元及其衍生资产作为外汇储备普遍被国际社会接受，全球金融割裂可能导致各国对其外汇储备货币偏好发生变化。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友冻结了俄罗斯央行约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能促使其他国家重新对外汇安全性进行审视，并加速以本国货币为核心的跨境贸易体系建设。全球价值链向地缘政治靠拢，将深度影响全球外汇储备和与其相关的风险资产定价。

　　全球金融安全网（GFSN）在维护全球经济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安全网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不断提高。传统的GFSN涵盖四方面，即：IMF应急贷款、中央银行的双边互换安排（BSA）、区域性货币合作安排（RFA）、外汇储备。尽管GFSN抵御风险的覆盖面不均衡，流动性供给相对有限，但它致力于为各国提供抵御冲击的保障，并减轻金融风险冲击的影响。

　　全球金融割裂会削弱GFSN的作用。从抵御风险资产的供给侧看，全球金融割裂促使BSA和RFA按照地缘政治路线重新配置，一些有必要进行援助的经济体的流动性会中断，从而引发连锁反应。被某些特定地缘政治集团主导的GFSN恐失去公允性，其在不同地缘集团中进行政治协调和经济调节的能力受到限制，援助覆盖面将继续缩小，抵御风险的协同程度也会降低。

　　在数字化时代浪潮下，央行数字货币引起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探讨。作为一种由央行发行和监管的数字化形式的货币，央行数字货币有望对传统货币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央行数字货币（CBDC）是新的货币形式，由央行以数字形式直接发行，并作为法定货币（目前的法币形式是现金、准备金存款或余额结算）。与其他数字货币（包括加密货币和其他形式的央行货币）相比，CBDC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两点。一是CBDC是双层架构，可以选择去中心化也可以选择中心化，中间存在央行、商业银行、商户、用户等参与方。相比普通互联网金融机构来说，总体隐私级别较高。二是与目前的数字现金相比，CBDC功能更加强大，可编程且可产生利息，能够实现近乎实时的清算，手续费更低，开放程度更大。

　　第一，中央银行发行和管理。央行数字货币是由中央银行作为发行和管理机构所发行的数字化货币形式，与传统纸币和硬币一样具有法定货币的地位和信用支持，用户可以放心使用。

　　第二，区块链技术支持。央行数字货币通常采用区块链技术作为底层支撑。区块链技术确保交易的安全性、不可篡改性和透明性。通过区块链，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实现去中心化的交易验证和结算，减少中介环节和提高效率。

　　第三，实时结算和便捷支付。央行数字货币具有实时结算和便捷支付的特性。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或数字钱包方便地进行支付，实时完成交易，并享受到账速度快、支付便利的优势。

　　第四，安全性和防伪能力。央行数字货币通过先进的加密技术确保支付的安全性。与现金相比，央行数字货币具有更高的防伪能力，可以有效防止假币和欺诈行为，保障用户的资金安全。

　　厄瓜多尔：首个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国家。2015年2月，厄瓜多尔推出一种新的加密支付系统和基于该系统的厄瓜多尔币。只有符合条件的厄瓜多尔居民有权使用，市民可以使用厄瓜多尔币在超市、商场、银行等场所完成支付。厄瓜多尔币受到央行的直接监管，被认为是厄瓜多尔国“去美元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之一。在推出之时，项目负责人预估在2015年最多可能有50万人加入该系统。但厄瓜多尔币并没有顺利推行开来。在运行后的一年时间，厄瓜多尔币的流通量只占整个经济体货币量的万分之零点三。得不到公众使用的厄瓜多尔币在2018年4月宣告停止运行。

　　美国：2020年初，数字美元基金会启动数字美元计划。鼓励业内专家对数字美元的潜在优势进行研究和公开讨论，商讨建立本国央行数字货币可能采取的实际操作框架及步骤。“数字美元”提出的背景是在加密资产和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下，居民金融需求、交易行为和消费习惯发生巨大变化。2020年3月，美国国会在新冠疫情纾困刺激法案中，第一次提出美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数字美元”。在全球法币数字化浪潮兴起的背景下，美联储对CBDC的态度发生转变，从保守否定转向审慎论证。2019年11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致信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成员，重申美国目前没有发行CBDC的计划和必要。2020年，美联储表示将“加强对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公众参与”。2021年，美联储对CBDC关注度进一步提高，开始步入决策论证阶段。2022年1月20日，美联储正式发布数字美元报告，全面探讨CBDC利弊（例如，有利于提高结算系统的效率及金融包容，但也列举了存在发生网络攻击的可能性等），并公开征求意见。虽然美联储并未对发行数字美元提出任何明确结论，但该报告开启了“美联储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就CBDC进行公开讨论的第一步”。此外，该报告表示，如果政府和议会不支持，美联储就不会发行数字美元。

　　新加坡：2020年5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加拿大银行联合开展使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跨币种支付的实验。这项实验将两国各自的数字货币项目——Jasper项目和Ubin项目联合到一起。两个项目分别建立在两套不同的分布式账簿技术上。两家中央银行之间的交易往来将使用CBDC进行支付结算，解决了跨境支付缓慢而昂贵、风险不易控、结算繁琐的问题。

　　瑞典：2017年，瑞典央行开始启动e-krona项目。瑞典央行还未明确表示发行e-krona，但因其国内无现金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为解决瑞典的支付问题，其对开发数字货币保持积极态度。

　　委内瑞拉：2018年2月，委内瑞拉宣布发售“石油币”。石油币的价值与油价挂钩，发行参考价60美元，发行量为1亿。委内瑞拉政府希望石油币能够帮助委内瑞拉完成经济转型，缓解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委内瑞拉政府宣称通过石油币募集了60亿美元，然而关于石油币的公开信息较少，也没有在公开市场上交易。石油币甚至被定性为一次国家级的资金骗局。

　　中国：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专门团队，开始对数字货币发行框架、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及相关国际经验等问题进行专项研究。2017年末，中国人民银行组织部分商业银行和有关机构共同开展数字人民币体系（DC/EP）的研发。DC/EP在坚持双层运营、现金（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成了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从定义上来说，DC/EP是一种具有价值特征的数字支付工具。类似现金，不需要账户的存在。DC/EP是现金的替代，是法币，因此具有无限法偿性，任何人不能拒绝接受。DC/EP直接以央行货币进行结算，纳入央行的债务体系并受到保护，能够实现“双离线支付”，且使用DC/EP进行支付并不需要网络。2019年底，数字人民币相继在几个地区开始试点，目前数字人民币试点已经有序扩大至“10+1”，基本涵盖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部、西部、东北、西北等不同地区，覆盖了支付领域的多个方面。运营主体已经拓展到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网商银行和微众银行等银行，其他中小银行也陆续提供数字人民币服务。

　　第一，提高支付效率。央行数字货币采用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实现实时结算，大大提高了支付效率。相比传统支付方式，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实现即时到账，减少繁琐的结算环节和延迟时间，为支付者和受益者提供更快速、便捷的支付体验。

　　第二，促进金融创新。央行数字货币作为一种全新的支付工具，为金融创新提供更多的可能性。通过智能合约等技术，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实现更灵活、安全的金融交易，为商业模式创新和金融服务创新提供广阔的空间。例如，基于央行数字货币的贷款和借贷平台可以更加高效地连接资金供应方和需求方，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智能合约也可以用于构建金融衍生品和资产管理工具，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投资选择。

　　第三，降低支付成本。央行数字货币通过减少支付过程中的中介环节和费用，可以降低支付成本。传统支付方式涉及诸多的银行、支付机构等中介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一定的费用。而央行数字货币的实时结算和直接支付特性，可以减少中介费用的产生，使得支付更加经济高效。

　　第四，减少非法交易和金融风险。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提供更好的支付监管和风险控制。通过区块链等技术，央行可以实时监测支付活动，减少非法交易和洗钱行为的发生。此外，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追溯性和防伪能力也可以有效防止假币和欺诈行为，保护支付安全。

　　第五，较大地促进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系统性和透明性。一是促进负利率政策的有效实施。利率在金融宏观调控中是最核心的金融要素，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桥梁。CBDC的发行打破了利率零下界的约束，使得央行负利率政策能够成功地发挥其作用。这意味着CBDC利率可以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削弱使用量化宽松工具、调整资产负债表、依赖财政干预的必然性。二是改变货币供求、降低利率。从供给角度来说，央行数字货币的投放会使货币乘数被放大。一方面，数字货币对纸币的替代可以大大缓解纸币漏损的情况，并加速货币流通，使得不同层次的货币资产转换更为容易。另一方面，CBDC应用将降低第三方清算、储备账户中的持有资金，同时导致信贷投放规模提升。从需求角度来说，根据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可以分为交易、预防、投机三类。当央行数字货币投放，公众持有现金的需求降低，把现金换成数字货币，导致k下降。同时，人们对利率反应更加敏感，h上升，因此货币总需求下降。根据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短期的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名义利率下降，产出和消费上升、通货膨胀水平提高、实际利率降低、就业率上升，价格水平和实际工资上升。央行投放CDBC会降低名义利率，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三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变化。央行一般会持有与其数字货币负债相同数量的短期政府证券，中央银行在数字货币层面上的公开市场操作变为对短期政府债券的持有和卖出，使其变得更加透明。我国公开市场操作主要是改变商业银行的LPR报价，而数字货币的普及会使得价格型工具的运用更加普遍和有效。四是促进央行实时控制，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由于难以跟踪纸币流通等因素，许多国家的央行对货币和宏观经济的动态了解存在滞后和局限，导致公众对货币政策不信任情绪滋生。数字货币替代纸币后，将使得对宏观经济交易详细追溯和记录的想法成为现实，促进了央行对货币经济运行的实时控制，并为其采取信息技术进行分析研究提供数据基础，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第一，技术安全与防护。央行数字货币的成功运行需要建立安全可靠的技术系统。面临网络攻击、数据泄露和恶意软件等风险，央行需要加强技术防护，确保交易的安全性和用户的资金安全。关键是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和安全协议，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安全威胁。

　　第二，隐私保护和合规性。央行数字货币需要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同时，确保合规性和反洗钱等金融监管要求。如何平衡匿名性和可追溯性，既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又追踪可疑交易，是央行需要面对的难题。必须制定合适的隐私保护措施和监管政策，以确保用户权益和金融安全。

　　第三，用户教育和接受度。央行数字货币的成功实施需要用户的广泛接受和使用。然而，公众对于数字货币的概念和技术存在陌生感和疑虑。因此，央行需要加强用户教育，提高用户对央行数字货币的认知和信任，推动其在支付领域的普及和应用。

　　第四，国际合作和监管协调。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应用和监管面临着国际合作和监管协调的挑战。由于不同国家对数字货币的法规和政策有所不同，央行需要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建立跨境支付标准和机制，解决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互联互通问题。

　　全球数字货币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2022年，数字货币的市场监管和发展方向发生关键性变化，加密资产市场风险事件频发，一些对加密资产持积极态度的发达国家开始加速整合和收紧加密资产监管，同时，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重要性受到认可，更多国家参与到CBDC的开发和跨境应用合作中。

　　展望未来，加密货币得到大规模推广，监管规则更趋严格和清晰。加密货币作为新兴数字资产，有望获得更广泛地使用，成为一种普遍的支付手段，逐渐被更多商家和机构接受。针对加密货币挖矿消耗的能源问题，预计将出现更多可持续性和环保型的挖矿方式和加密货币项目。随着对加密货币监管的不断完善，相关法规和规定将逐步明确，促进市场稳定和投资者信心。

　　数字稳定币领域，市场或将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算法稳定币将面临较大压力，抵押型稳定币将维持较好的发展势头。算法稳定币通过算法机制调整供应量和价格以保持稳定，但可能面临一些挑战，如价格稳定性不足、黑天鹅事件引发的市场波动、算法漏洞等。抵押型稳定币通常以抵押物（如加密资产）作为支撑，具有更高的价值稳定性。这种模式可以通过资产抵押来保持币值的稳定，使其在市场上有较好的发展势头。

　　CBDC研发进程继续提速，各经济体CBDC开发与合作将在深度与广度上加速发展。区块链技术、数字支付技术等科技创新的发展为CBDC的研发提供技术支持和实施可能，多国央行积极探索和研发CBDC，包括中国、瑞典、欧洲等，研发和试验不断推动全球CBDC发展。

　　2023年中国经济运行呈现“一高一低两平”的特点，即增速较高、就业平稳、物价较低、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主要预期目标有望圆满实现。从经济增长来看，中国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5.2%左右，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6万亿元。2023年，中国仍是全球增长的最大引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3。具体来看，一是消费和投资支持经济增长。2023年以来，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在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作用下，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消费规模继续扩大。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3.2%。其中，三季度贡献率升至94.8%，消费“主引擎”作用进一步凸显。二是新型工业助力经济增长。备受关注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兴产业较快发展，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2023年1月至11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842.6万辆和830.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4.5%和36.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汽车新车总销量的30.8%；新能源汽车出口109.1万辆，同比增长83.5%。三是产业创新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023年以来，中国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例如，上海张江高新区布局14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了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一批创新机构，支持企业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2023年1月至10月，上海张江高新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9576.5亿元，约占全市的80%。北京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布局未来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链融合开放。前三季度，北京3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工业企业产值增长16.2%，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新能源整车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显示器件等新兴细分行业增加值增速均在10%以上。从就业物价来看，就业物价总体保持稳定。2023年，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降到5.2%左右，比2022年低0.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约0.3%。从国际收支来看，国际收支基本保持平衡。2023年，中国进出口额同比基本持平，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有望维持在14%左右的水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总结2023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这是2024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风向标，也是前瞻2024年全国“两会”的关键依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2024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等，这释放了很明确的信号。

　　我们认为：在2024年全球经济金融不确定性持续的背景下，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一个相对审慎而又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很有意义。这是我国实现强国目标的重要支撑，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指引，有利于稳定市场和保持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发挥我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引领作用。实现预期从“偏冷通道向偏热通道”的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和条件。2024年我国经济增长目标应体现“稳与进”的结合，财政政策将更为积极，货币政策将更为精准，同时加大改革力度，释放市场活力。预计2024年中国GDP增长目标为5%左右，实际增长应保持在5%以上。

　　2024年中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把握好这个趋势，推出相应的政策举措，实现2024年一季度和上半年的良好开局。如果一季度和上半年的数据不理想，再来发力，效果会明显下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挑战，但也面临诸多机遇。

　　一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随着市场预期逐步改善，高储蓄将逐步向消费、投资转化。

　　二是宏观政策对经济恢复持续提供支撑。2023年中国增发一万亿元国债以及降准降息、减税降费等政策效应将在2024年持续释放，2024年还将出台新措施，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形成叠加，有力推动经济恢复向好。

　　三是政策空间仍然较足。中国物价较低，中央政府债务水平不高，加力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有条件的。美国进入降息通道会增大我国的货币政策空间。

　　四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注入强大动力。中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加大吸引外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将不断激发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

　　五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蕴含新机遇。人工智能、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技术加快突破，绿色发展推动生产消费加速转型，这些将催生产业变革，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

　　2024年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有机遇也有挑战。从数据看，既有新能源车发展的相对较好状态，也存在多个方面持续处于偏冷的状态。例如，目前经济运行中物价持续偏低，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状况走势偏弱，可考虑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总量和结构的合理平衡，适当加大政策力度的收益要大于风险。

　　第一，适当加大政策力度，释放较为积极的信号。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财政政策方面。2024年赤字率目标可适当提高至3.5%—4.0%，提升财政可持续性，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多向民生、科创、绿色等领域倾斜。综合运用财政补贴等措施增强经济新动能。货币政策方面，维持资金总量的合理较快增长，在避免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的同时为经济的长期发展留下足够的政策空间，向市场释放更为明显的“宽松”信号。利用国际市场相对有利的条件，进一步降低实际利率水平，释放适当的通胀预期。

　　第二，加强需求侧管理，有效驱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使生产能力有用武之地。统筹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并带动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实现“三驾马车”协同发力，需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更好统筹消费和投资，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努力促进居民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带动相关产业和消费场景的投资。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当前情况下需要重视投资和消费的协同作用，从2022和2023两年平均的投资指标看，投资发挥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消费和投资将相互带动并形成良性循环，进而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和质量优化升级。二是积极稳定外贸基本盘，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巩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信心，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发挥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优势，支持外资企业继续“在中国、为世界”，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作为世界工厂，中国需要与全球市场有机结合，需要以高水平的开放机制进行匹配。金融要在其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需要做优做强，当好服务经济高水平开放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

　　第三，科学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大改革力度、引领预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要让这些新提法、新理念体现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在改革发展实践中，通过典型事例向市场释放信号，引导预期。

　　“先立后破”引领未来工作思路的调整。意味着在稳增长压力仍然存在的背景下，政策调整和改革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领域风险化解等方面将更加稳妥、有序，将在“稳中求进”中把握政策的时度效，注重加强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先立后破”既引领了未来工作思路的调整，又可对过去所做的某些不甚合理的工作实现正本清源。就具体事项来说，绿色发展是长期目标，要根据“双碳目标”稳步推进转型，但也不能只想尽快转型而脱离实际，要做好“立与破”的合理转换。会议强调“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同时提出通过重点领域改革激发各类经济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通过改革激发新动能：一是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比如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发展，可能带来很多供给品的增加，这是一种新的动能。二是积极推进高水平开放，发挥好先进产业链的引领作用，扩大出口，同时打通外国人到中国经商、旅游的堵点，打造“投资中国”品牌。三是发挥消费动能，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并有较强的财富效应，若一方面出台刺激消费的政策,另一方面不是增加收入，而是到处弥漫“降薪”信息，刺激消费的结果可想而知。四是平衡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要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政府发挥较好作用，让民营间资本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政府作用的发挥要综合考虑投入产出效应。浙江等地流行的政府服务民营企业的口号“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简单有效。

　　第四，创新思路，激发房地产、资本市场活力。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两大市场作用特殊，作用巨大，与千家万户利益联系十分紧密，是稳定经济增长和市场预期的重要环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1-11月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4%。根据投入产出模型测算，2023年房地产投资将下拉GDP增速约0.7个百分点，这极大地增加了稳增长的难度。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充分资本市场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两大市场的活力，能够显著提高市场信心和预期，同时具有较强的财富效应，对于扩大消费和投资进而实现稳增长目标意义重大。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尽管出台一系列调整政策，但房地产市场销售、投资持续下行。稳定房地产市场，未来应更重视稳定市场预期。在我国老龄化、出生率走低的背景下，房产税预期是影响房地产长远需求和预期的关键环节，是稳定市场信心的关键环节，需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妥善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评价标准和管理方式与中国熟悉的模式存在明显差异。在中国的评价标准中，“稳”字往往被广泛使用，通常用于描述事物的平稳和有序。然而，在资本市场的评价中，“稳定”或“平稳”作为目标就可能会带来问题。这种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市场特征，与政府日常管理和调控的思路不太一致，在实践中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因此，对于资本市场这种具有极高市场化特征的市场，目标是让其“动起来、活起来”，评价和管理方式需要更加灵活和具体，以适应其特殊性。必须进行综合权衡考虑，以保持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总体平衡，需要从思路和理念上进行适当调整，尤其是能够对投资者给予保护，这样才有可能使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只有在两者之间平衡时，市场预期也才能够良好地形成股市才能够运作良好。

　　第五，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智能为重要资源、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为高质量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2024年应以科技创新为主线，强链补链和新型工业化为抓手，在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的同时，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而进一步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完善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推动科技创新行稳致远。金融业要努力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为实现科技创新的突破性进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完善相关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