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变迁：从昔日“北方工业第一城”到困于“黑金”之城

　　《城市商业》是『砺石商业评论』于2023 年重点推出的一个文章专栏，试图从商业与人文融合的角度去解读各个城市的最新发展，以归纳出中国城市变迁背后的底层规律。本期为读者带来的城市是山西省会太原。

　　许久以来，只要提到山西，人们脑海中不是冒出“晋商”“老陈醋”“刀削面”，就是颇有艳羡意味的“煤老板”。

　　幸好，前不久有个年轻人为山西重新“正名”，让人们再次关注到这个低调的山河大省。

　　期间，他们去了太原、大同、忻州、朔州等地，被山西历史文化震撼的董宇辉感慨万千：

　　董宇辉说，山西是“一本记录了历史的书籍”。那么，历经风雨的太原便是书中夹着的书签。

　　山西的东西两侧分别是太行山和吕梁山，中间一条南北狭长的平原地带，一条汾河由北至南流经其中，而太原城则建立在汾河两岸。

　　公元前497年的春秋时期，正值晋国宗室力量衰弱，大权旁落于六卿之时，时任赵氏大宗主的赵鞅（即《赵氏孤儿》中赵武的长孙）在汾河之畔建立了晋阳城。

　　选此建城，是因为晋阳西边是吕梁山脉，东边是太行山脉，南边是太岳山脉，晋阳正好处在这些山脉中间的太原盆地。这里土地肥沃，又有汾河经过，水利灌溉便利，可以打造成赵氏的粮食基地。

　　秦朝统一后，在山西设置太原郡，将晋阳城作为郡治之所，这是“太原”一词的最初由来。

　　到了汉代，太原地区成为北方重要的军事防御区，封地在太原的代王刘恒以小宗身份入主大宗，进而承袭帝位，延续了两汉四百年的强盛。

　　由于山西是抵御匈奴侵扰的重要区域，山西大同成为边塞的第一道防线，南边以晋阳为中心的太原郡则充当了抗击匈奴的第二道防线。

　　虽然是边塞的“第二道防线”，晋阳城却是扼守长安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自此往南到长安一马平川，因此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615年，镇守太原的李渊挥兵南下，入主长安建立唐朝，太原因此成为唐王朝的“北都”（陪都）。

　　政治经济的提升，催生了太原的世家望族。其中被称为“诗佛”的王维，便来自唐朝五姓七族中的“太原王家”。

　　五代十国时期，“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的晋阳相继成为多个政权的都城和陪都，均是看中其粮多、民强、地险等优势。

　　由于其中有三个中原王朝都与太原的关系十分紧密，这也使得太原名声大噪，成了全国闻名遐迩的重镇。

　　宋代时，曾为“九朝古都”的晋阳，被世人称为“龙城”。这也使得晋阳随后的历史，“成也龙城，败也龙城”。

　　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因忌惮“龙城”这个别称，以火烧和水淹的方式毁晋阳古城。随后降太原府为并州，并在榆次唐明镇建立新城，1500多年历史的晋阳古城最终成为了废墟。

　　公元1125年，金兵分东、西两路南侵，西路从大同直指并州，围城达九个月之久后，城市沦陷，城内人民“万中存一”。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并州基础上复置太原府，成为明王朝九边重镇之一。期间，多次遭受蒙元残余势力的侵犯，兵祸不断。

　　到了清朝，因北方逐渐安定，太原昔日“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的战略要地特点逐渐减弱，才得以休养生息，逐渐发展成为北方重要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

　　清朝中期，随着山西境内煤炭和铁矿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太原的商业逐渐繁荣，出现了董宇辉所称赞的“汇通天下”的晋商。

　　不过，很多专家也很困惑，为何史书提到“晋商”，都是说“晋中商人”或“晋中盆地商人”，很少说“太原商人”？

　　太原自明清以来，一直是山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更是北方少有的大城市。

　　明清时期的太原城是长江之北仅次于国都北京的大城，城市“周二十一里，高三丈五尺，门四，月城四”，连同为西北的西安城规模都远不及太原。

　　简单地说，“开中制”就是将原本国家专营的“盐引”（就是盐的专卖权）交给商人，作为交换，商人必须运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境，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厂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

　　“开中制”的实施不仅实现了明政府“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的目标，也使得昔日只是个体规模的山西商人，凭借地理优势和同乡情谊，逐渐形成了互帮互助的商业联盟，即晋商。

　　在长时间走南闯北的经商中，晋商对全国各地的物产、风土人情都有了充分的了解。他们抓住这些机会，成功转型。逐渐实现了由盐业贸易转为多元化业务经营，包括粮食、棉花、丝绸、茶、煤炭、铁货等。

　　为了求财，他们主动为政府和朝廷所用，将经商与社会责任、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成功实现了社会地位的抬升，涌现出著名的“八大晋商”，即乔、常、曹、侯、渠、亢、范、孔八大家。

　　明清时期，太原商业十分繁盛，同业的商铺往往聚集在一条街道上，时间一长，这条街道便以其行业命名。

　　如今太原市的帽儿巷、大小剪子巷、大小铁匠巷、靴巷等皆为古代太原手工作坊的所在地；南北的牛肉巷、豆芽巷、棉花巷、柴市巷、鸡鹅巷（通顺巷）等，则是过去太原日用品的集市。

　　此外还有铁菊巷、猪耳朵巷、盘碗巷、会锦店、锣锅巷、韶九（烧酒）巷、纸巷子、马市街、东羊市、西羊市、骡市巷、炒米巷、石子巷（并入柳巷）、茄皮巷、东米市、西米市都是以行业命名的街巷，可见太原当年的商业繁华程度。

　　此外，鼓楼街原本是太原百余年来的商品集散中心，吃喝玩乐应有尽有。清代中期，这里成为晋商钱庄票号云集之地，大清银行的山西总行、阎锡山时期的山西省银行都建在此，是地地道道的山西金融中心。

　　历史上，晋商的兴盛时间纵跨明初到晚清的六七百年时间，堪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帮。

　　而学者们研究的晋商，主要是指明清到民国这500年间，在历史上属于太原府、汾州府的商人。

　　明清时期，山西各级官衙均设在太原府，后来朝廷调整地方建置，把太原府所属的汾州划出，新建汾州府。

　　清中期时，太原府辖一州十县，晋商云集的祁县、太谷、文水、榆次、徐沟等地都属太原府所辖。

　　同时，历代晋商最集中的晋中地区大部分也属于太原府。直到1999年，晋中才由地区改为晋中市。

　　随着历史变迁，太原城市规模经多次调整后，祁县、太谷、榆次、交城、文水等县城已不在今天太原市政区内。

　　如今，太原市所辖仅有阳曲县、徐沟县、交城县一部分（今太原市古交市）、静乐县一部分（今太原市娄烦县）。

　　这就是研究“晋商”著作常以“晋中商人”或者是“晋中盆地商人”代替太原的原因，完全是由于太原历史上的行政区域调整而造成。

　　到了民国，晋商作为一个商业群体，逐渐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太原这座城市也因为一个人的到来，摇身成为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

　　提及上世纪的太原乃至山西的发展，肯定无法绕过执掌山西38年，至今褒贬不一的阎锡山。

　　1883年，阎锡山出生于山西五台县（今定襄县），早年曾在山西武备学堂学习，后选拔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同期参加了中国同盟会。

　　1911年，武昌起义后，阎锡山任山西都督。军阀混战初期，阎锡山在政治上采取“骑墙”态度，同时在山西境内大肆铲除异己，最终独揽山西大权。

　　此后近十年的军阀混战中，阎锡山扯起“保境安民”的大旗，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阎锡山都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宣布中立，冷眼旁观，却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这一时期，阎锡山将清政府建立的山西机器局不断完善，建设成更为先进的太原兵工厂。

　　到1930年，太原兵工厂发展成为拥有17个分厂，15万余人，3800多部机器及专用设备，能够生产轻重炮、迫击炮、步枪、机枪、冲锋枪以及数量巨大的各种炮弹、子弹的系统而又配套的军火企业。其规模和生产能力，可与全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媲美。

　　虽然阎锡山根本想法是稳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但客观上这些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措施，使山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与发展的新局面。

　　1932年，阎锡山提出《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以太原为基础，规划山西的经济建设。

　　为了将大量军事工业转移到民间工业，阎锡山成立了一个“西北实业公司”，全面统筹军工和民间工业体系的建设。

　　民国初期，太原仅有山西平民工厂、山西省工业试验所、山西蚕业工厂、育才炼钢厂、育才机器厂、炼油厂以及部分军火工业。

　　整个山西，不仅没有完整的纺织、皮革、印刷等轻工业，就连肥皂、砖瓦等基本消费品都需从外省采购。

　　正是按照阎锡山制定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方案》所列建设项目，炼钢、毛织、纺纱织布、卷烟、洋灰、造纸、皮革、印刷、电气、煤炭、窑厂等工厂才相继在太原等地建成投产。

　　到1935年，太原工业资本已占到当年全省工业资本总数的24％以上，年产值占到全省产值总数的近14％，基本垄断了西北地区化学工业、建筑工业和其他轻工业。

　　太原也逐渐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在北方乃至全国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

　　不过，阎锡山经营山西的一系列建设中，有一项备受国人嘲讽：山西所有铁路采用的是1000mm的窄轨，而非1435mm的标准轨。

　　有人质疑阎锡山是不想让其他势力借铁路染指山西，才故意选择了别出心裁的窄轨铁路。

　　古代中国有“南舟北马”的交通传统，简单说就是北方山多路险，行走不易。山西也是如此，境内群山险峻，修建工程难度极大。

　　采用了窄轨，路基可以变窄，使得施工难度不仅降低，也利于节省材料费用。而且，短距离运输时，窄轨铁路的运输能力极高，短途运量远超标准轨铁路。

　　这些均是阎锡山曾亲自撰写的《山西修筑窄轨铁路之理由》报告内容，后来铁路开通后也证明了他的判断符合实际。

　　阎锡山执政山西时，非常重视煤炭行业的发展，成立了“晋北矿务局”专门负责煤矿的勘测、开采与经营。山西煤炭年产量达到25万吨，一度为全国之首。

　　阎锡山经营的山西省煤炭行业，甚至影响到了新中国的煤炭行业。山西最大的煤炭企业，如保晋公司、西北实业公司等，解放后仍然是山西省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煤矿。

　　煤矿开采同时带动了山西的炼钢产业，1935年建设的西北炼钢厂便是后来太原钢厂的前身。

　　可以说，阎锡山建设和发展山西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也让太原在内的山西诸多城市逐步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为后续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解放后，基于太原的工业实力，中央在第一个“一五”时期，提出将太原市建设成以冶金、机电、煤炭、化工为主的重工业基地。确定太原市的城市性质为“山西的工业区中心，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按照“中间居住区，外围工业区”的居住、工业分离的基本思想，太原建立了北部、城北、城南、河西北部、河西中部、河西南部6个工业区和相应的生活居住区。

　　与此同时，“一五”期间国家156个重大工业项目有11个落户太原，分别在上述外围工业区域。

　　比如，太原第二热电厂、江阳化工厂、兴安化学材料厂都建在北部工业区；大众机械厂、汾西机器厂、晋西机器厂建在河西中北部工业区；太原化工厂、太原制药厂、太原一电厂都建在河西南部工业区等，从而形成了如今太原的“工业围城”的基本格局。

　　这之后的太原基本就是按照北方重工业城市进行规划，主要发展煤炭、电力、冶金、机械、化工为重点的能源化工项目。

　　上世纪80年代，太原根据城市生活和经济布局，再次划分为十个城市分区与城市周边六个独立组团。

　　其中，十个城市分区分别为：北郊国防工业区、城北钢铁工业区、河西北部机械工业区、河西中部电子纺织工业区、河西南部化工工业区、东山地区、北营仓库区、城南高科技教育园区、柴村地区及城市中心区；六个独立组团分别为：上兰村、西山煤矿、东山煤矿、晋源、晋祠及小店组团。

　　历经千年风霜的太原市，外围是各类工业区，市区却遍布佛寺、道观、神祠、古塔历史文化古迹十分丰富。

　　董宇辉说，“表里山河，伟岸气魄的三晋大地，散落着先人灿若繁星的智慧，也凝结着无数文明传续的印记。”

　　正因如此，到了90年代，中央在太原“能源工业城市”基础上，将其城市性质定为“山西省省会，历史文化名城，以能源重化工为主的工业基地”。

　　董宇辉在直播时提到山西的煤炭，“为十四省带去的凉夜与暖冬的乌金，是时间给予土地的馈赠”。

　　确实，山西的原煤产量占到全国市场的四分之一，国内七成以上的发电厂都是靠煤炭发电，大部分煤都来自山西。因此，山西还有个更形象的昵称“中国的锅炉房”。

　　经过持续多年的治理，山西境内的小煤窑基本都已关闭，现在的煤矿规模一般为150万吨-500万吨为主。而年产量超过2500万吨的中煤露天矿和晋控塔山煤业，是这个领域真正的霸主。

　　省会太原也同样是煤炭城市，全市目前共有59座煤矿，更是山西“煤老板”扎堆的城市。

　　煤老板有钱后，买楼买私人飞机都不稀奇。有意思的是，太原的煤老板饮食却颇具地方特色。

　　高薪请来的大厨，做的是燕窝加醪糟，羊肉汤炖鱼翅，辣椒拌生蚝，燕窝加醪糟再高档的食材，也必须按照煤老板的口味烹饪。

　　新世纪的头十年，国内大宗商品随着经济发展进入飞速发展期，煤炭也随之成为“黑金”，太原因为煤炭交易发达，随即成为北方城市中的佼佼者。

　　可自2012年后，由于国内的煤炭价格持续下跌，以煤炭开采为支柱产业的山西陷入了发展困境，太原的发展也随之徘徊不前。

　　太原也曾积极考虑过转型，可由于自身的煤化工（代表企业：山西焦煤集团，阳煤集团太原化工）、重型煤炭机械制造（代表企业：太原重工）、钢铁及金属冶炼（代表企业：太原钢铁集团）等支柱产业与煤炭工业关系密切，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能固守阵地。

　　2022年，太原GDP为5571.2亿元，在全国百强城市中排名第33位，属于中上水平。

　　2023年上半年，太原GDP为3361.8亿元，同比增长4.7%，但这一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万亿城市”的目标依然遥不可及。

　　其中重要原因就是，今年以来，太原的经济受到煤炭价格下行和投资下滑的双重打击，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7%；连煤炭工业增加值也只有2.5%，大幅低于去年同期的11.2%。

　　在全国已经开通地铁的省会城市中，太原也只有一条地铁线公里，是我国省会城市中地铁线路最短的城市。

　　不过，太原经济发展虽然比不上东部省会城市，但毕竟是山西的经济中心，相比周围几市，已是很耀眼的存在。

　　近年来，山西提出了“一群两区三圈”的规划构想，旨在打造以太原为核心的大都市圈，带动周边的晋中、忻州、吕梁、阳泉、汾阳等各大城市一起协同发展。

　　太原带动的这些城市不仅仅是建设产业集群的需要，或许还有借力文旅产业的考虑。

　　国内文博圈有一句话，叫“地上文物看山西”，正说明了山西文物种类之丰富，太原也一样如此。

　　太原的晋祠博物馆、太原市博物馆、晋商博物院是“全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全市更有一大批非遗资源和名胜古迹，足以傲视国内很多城市。

　　这座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大成，其历史性和艺术性的价值无法估量，也是董宇辉感叹的“记录历史变迁的艺术载体”。

　　来山西的游客在太原、晋中等城市饱览各类名胜古迹之后，可以乘坐火车来到汾阳购买老陈醋和汾酒，或再去平遥游览古城，领略千年华夏的文化魅力。

　　那些古迹连接着城市的文化，游客身临其中，便与城市的魂魄相连，成为其快乐的源泉。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一座城市拥有的便利店数量，逐渐成为这个城市零售业发达与否的重要指标。业界通常用“便利店人均拥有数”来评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便利店渗透率。

　　数据显示，美国平均2149人拥有一家便利店，日本平均2268人拥有一家便利店。而中国，因为城市经济不同，平均11438人拥有一家便利店，差异极大。

　　可谁也想不到，太原的便利店数量却达到2650家，平均1586人便拥有一家便利店，渗透率仅次于东莞和长沙，人均拥有率远高于“北上广”一线城市。

　　与一线城市不同的是，太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不是7-11、罗森、全家等日资便利店品牌，而是“唐久”和“金虎”两家本土企业。

　　唐久和金虎两大便利店巨头以太原为中心，已形成了山西“三步一唐久，五步一金虎”的便利店市场格局。

　　北方的便利店被网友戏称为三个“半”的生意：冬天的漫长和严寒造成的“半年的生意”，宽阔且不便穿行的道路带来的“半边马路的生意”，夜间消费不发达导致只有“半天的生意”。

　　太原的便利店行业火热，是历史、政策、商业竞争环境等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也是研究这座城市经济环境的绝佳样本。

　　太原人杨文斌在一次日本和上海之旅后，下决心引入便利店业态；下岗工人金根虎在多年从事酒水饮料批发的过程中，敏锐发现了便利店蕴含的商机，开始起步。

　　1996年和2001年，首家唐久便利、金虎便利在太原诞生，也开始了两个便利店品牌在太原PK的历史。

　　由于“既生瑜又生亮”，两家便利店从诞生之日起就竞争激烈，特别是日常消费品领域，彼此在紧贴太原人的生活服务领域不断推陈出新。

　　无论酷暑还是寒冷冬夜，太原人都能在距离家门口不到300米的地方找到一家便利店，既能果腹，又能实现基本的生活需求。

　　除了超市基本的冷鲜、零食蔬果、肉蛋奶供应外，缴纳燃气费、有线电视费，以及打印传真、收发快递、共享租赁服务，甚至家电清洗、代客遛狗这样的第三方服务也能在两家便利店里找到。

　　事实上，唐久便利、金虎便利以及更多本土便利店，能在资本巨头觊觎的市场牢牢占据优势，除了自身“接地气”的服务项目，也与太原市政府扶持第三产业的政策导向密不可分。

　　太原并非一线城市，但数字化的脚步并不慢。2020年，山西省《关于促进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的实施意见》发布，其中对品牌连锁便利店数字化多业态融合给出了明确的支持。

　　因此，山西本土便利店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借力”的方式，通过与大平台合作，开展数字化营销。特别是疫情后，太原市民通过支付宝小程序等渠道进行线上营销活动几乎成为常规动作。

　　得益于数字化的运用，太原几乎所有便利店通过线上线下联动促销、发券、核销等手段，不仅与消费者建立了无缝、持续的连接，还有效地提高了复购率。

　　在山西，太原便利店塑造的数字化意识令人惊叹，连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都会用小程序轻松领取线上各类优惠券，并完成数字支付。

　　对于太原政府来说，遍布全市的便利店也在数字化加持下，与政府公共服务以及多业态连接、绑定，成为城市肌体的毛细血管，提升了城市管理的效率。

　　同时，这套生活服务+数字化的便利店运营模式，还能复制应用于其他低线城市中。如今，唐久和金虎已经将这套模式从山西太原搬到了陕西西安等地。

　　对太原来说，有个现象需要太原警惕：这些年来，山西不断丢掉赖以自豪的文化品牌标签。先是“5A景区”乔家大院被揭牌，接着是平遥古镇的“平遥国际电影节”被迫停办，无不显示出山西品牌运营能力不足，服务意识堪忧的窘境。

　　任何城市文化品牌，都是经过漫长历史积淀后，积累的市场口碑。想丢掉很容易，重新拾回就非常难。

　　从这个角度来说，太原在积极转型的征程中，设计城市与产业发展的新路径，如果借鉴本土便利店的创新服务意识与数字化水平，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董宇辉直播时的开篇说：“时间好像偏爱山西这片土地，于是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它走过的痕迹”

　　太原，也在千年的明月映照下，踏着历史的印记，等待时间重新在这座城市镌刻下新的篇章。